与其他文明古国不同，中华民族5 000年文明史之所以没有断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最先统一了度量衡制度。战国时期，秦国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图强改革，商鞅从卫国入秦后，向秦孝公提出废井田、重桑农、奖军功、统一度量衡等变法改革策略，深得秦孝公信任。在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制度混乱，秦国很难有效征收税赋。商鞅专门制造出统一的度量衡器具，并刻上秦孝公监造铭文，以官方器物形式发放到全国，解决了征收税赋的难题。商鞅变法后，秦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一跃成为战国后期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如今，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商鞅铜方升”，就是“商鞅变法”时期的一件重要历史证物。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实行中央集权，颁布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后，中华民族的经济、科技和生产力都出现了巨大发展，中华民族从此进入史无前例的兴盛时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超过了1500年。

在我国5 000年文明史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计量测试技术的重大发明创造。在近现代考古中出土的商代骨尺、战国铜矩尺、周公观测日影的天文遗址、春秋时期铜权、战国的铜釜、战国时期楚国竹衡杆秤和铜环权、秦代的陶量、西汉的铜漏，以及唐代以后张衡水运浑象仪和地动仪、指南车与记里鼓车、郭守敬的高表测影、元代的漏刻、明代的戥秤、郑和下西洋的航海仪器等，反映出我国古代计量测试技术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其中，有两件举世瞩目的国之瑰宝。一件是1992年东汉墓考古出土的西汉新莽始建元年的测长工具“铜卡尺”，比西方人发明卡尺早了1 000多年，被国外列入“改变世界的100项发明”之一。另一件是现今保存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莽铜嘉量”。这件器具是公元9年制造的，用一个器具可以对“龠、合、升、斗、斛”5个量进行测量，是一件还原我国古代计量测试技术高度发达的珍贵文物。

西汉时期，随着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对外贸易日益增长，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并延续了1 500年之久。据文献记载，古丝绸之路沿线有不少国家当时在贸易中就采用了我国的度量衡器具开展交易和结算。毛泽东同志曾说，“百代皆行秦政治”，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几千年文明与秦代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但在新王朝建立时，多会改变度量衡单位，目的是摧毁前朝政治体制。可见，“计量单位制”对建立、维护和巩固政权都具有重要作用。